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对中医药给予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对今天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以往关于毛泽东中医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理论脉络、历史背景、思想贡献及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少有从哲学基础层面去深探其中医药观的理论渊源及生成机制。毛泽东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哲思与远见确立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历史定位，创造性地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及“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国的医药科学”的发展理念，在中医药实践中坚持人民立场，在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坚持传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为中医药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发展中医药坚持人民立场
马克思指出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至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出发点与归宿。“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指导中医药事业继承与发展，他对中医药的支持和弘扬是出于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需要。
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谈到“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以此为标准衡量当时边区的医疗状况，他认识到必须重视中医，在医药工作方面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他一方面认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另一方面又关注到了中医相比于西医所具备的人道主义关怀优势，他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同时，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要依靠人民。毛泽东指示道：中国医药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这些工作都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他还积极发动群众，支持西医学习中医，发展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群众路线与中医药发展工作相结合，指明中医药发展需要依靠人民、中医药的发展要为人民卫生工作服务，引领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价值方向。
实事求是是认识和发展中医药的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从内涵上讲，实事求是既指唯物论基础上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指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与国情现实，提出不同的工作方案与战略方针。井冈山时期，面对缺医少药的困境，中医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方案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提出“医院设在山上”，强调“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以便于利用井冈山上的丰富物产就地取材，自制中草药土方，并在实践层面首次明确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延安时期随着医疗队伍的壮大，面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医学的差异，毛泽东强调“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并逐步确立了“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认识到“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的现实国情，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才能负担起几亿人口的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确定“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提出“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并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以谋求中医药的发展。
从“用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方式到“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从治病救人的方案到发展中国医药科学，毛泽东对于中医药定位与发展的相关论述始终围绕“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而展开。
实践是检验中医药有效性与科学性的标准
毛泽东《实践论》深刻分析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明确提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是实事求是原则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要求，也成为毛泽东判定中医药价值的重要标准。毛泽东一生有多次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亲身经历，尤其是他接受著名中医李鼎铭为他治愈关节炎与胃病的经历为人所熟知，这些中医临床实践经历体现了他对中医药的信任。革命时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开展军民伤病救治的实践，让毛泽东见证了中医药临床实践的有效性，更加增强了他对中医药的信心。延安时期面对中西医宗派之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并再次从实践角度强调“中西医合作”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医学被轻视与排斥的现状，毛泽东再次肯定了中医药在我国人民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伟大贡献，并进一步要求贯彻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在实践中纠正人们对于中医药的偏见、发展中医药。
毛泽东个人接受中医诊治的愈疾经历与中医药在国家卫生事业中的成功实践以一种直接现实的方式验证了中医药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证明了毛泽东“中医中药好”的正确论断，为此后持续推动中医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以辩证的态度继承发展中医药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主张从多视角、多维度综合批判地考察事物的内在矛盾、基本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自觉运用辩证法全面地看待中医药的肯定性因素与局限性，彰显了辩证法的思维特质。首先，面对学界评价中医的各种声音，他充分肯定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与贡献，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提出在时机成熟时，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其次，毛泽东辩证地看到“医道中西，各有所长”，认为中医理玄而西医失本，因而对新中国的医药事业发展而言，“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他重新确定“西学中”的卫生工作方针，保证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与实践的切实开展。
在对中医药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毛泽东将“团结中西医”的实践方针进一步提升到“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层面，为未来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了方向。
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对一切既成的形态都要求从不断运动与变化发展中去理解，从而以一种发展的新范式去容纳和保存旧范式中的所有积极成果。毛泽东从辩证发展的角度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是为了在发展中保存与发扬中医药的积极因素，从而探求一条合理的中医药现代化之路。他对中医药发展工作做出指示：“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主张在中医的土壤中“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毛泽东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提出“中西医结合”，在动态辩证中对中医药进行批判地总结与继承，以谋求中医药创新发展之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正是对毛泽东中医药观的坚持与发展。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
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每一时代的文化发展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在其已有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前提下展开。中医药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毛泽东多次强调从文化层面看待和发展中医药。他提出中医问题是文化遗产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的一部分工作”，提倡尊重中医、尊重我国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毛泽东也认识到中医药文化“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我们要创造自己的新医学需要吸收其积极的因素，也需要学习西医的科学知识。他说“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这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既要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也要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在葆有民族文化之根的前提下展开文化创新。
站在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角度，毛泽东主张尊重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医药文化，为中医药行业确立了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基调的发展方向。
总之，毛泽东的中医药观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的哲学立场、辩证发展的哲学方法以及唯物史观的价值向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医药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典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我们应从哲学原理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毛泽东中医药观的理解和研究，更准确地认清马克思主义中医药观的理论逻辑，更好地为新时代“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思路。
作者：马晓慧 程旺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为《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