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有史可考的1129年江苏淮阴第一次疫疠发端至1279年浙江永嘉最后一次拽止，在150年跨度中，有年代可考的南宋疫疠约流行了65次，平均每2.3年发生一次疫病，其中30次疫病流传于浙江，给人文荟萃的浙江大地笼罩了恐怖的阴影，尸体飘浮，遍及山野。面对南宋疫疠肆虐，政府、军队、医家和民众采取了一些抗击疫情的措施，取得了防疫成就，稳定了社会秩序，庚续了经济繁荣，给世人留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临床经验，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宋朝；疫疠；抗击
疫病被列为古代中国四大灾害之首，“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1]南宋是疾疫高发时期，人民备受疫病之苦，死亡人畜数以万计。因此，南宋政府采取各种医疗救助措施，安抚疫区民众，控制疫情蔓延。而各地的中医药学家追古发今、各显神通，为民排难解忧，其治疫的专家与医籍之丰名列全国前茅。在此，我们主要按年代顺序胪述这一时期疫疠流行的梗概、成因以及防治措施。
一、流行
我们从正史、野史、地方志、文人笔记中搜集到南宋时期疫疠流行的原始资料，它们星散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而且，正史对疫病流行的记载并不完整，往往镶嵌在赞颂帝王将相蠲恤功绩的笔墨中，野史稗乘的记载更不周全。不过，这些第一手资料对我们分析这一时期疫疠流行的概况大有裨益，现按疫疠流行的年代顺序胪述如下：
南宋记载的瘴疾主要云集福建、江西、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等省、市、自治区，又以两广地区为最。广西地处岭南一带，炎热多雨气候使广西为疾病多发区，古称“瘴疠之乡”。[2]
南宋常发疫疾分布全境，现将重大疫情按流行的年号及年代顺序摘述如下：
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真州城内疾疫大作[3]。三年（1129年），淮阴疫疠大作。四年（1130年）二月，湖州、震泽大疫。
宋绍兴元年（1131年）六月，浙西大疫流行，平江府以北的河流中到处都是死尸，难计其数。这年秋冬季节，绍兴府大疫仍未趋缓，依然有大量病人不治身亡[4]。九年（1139年），京师（临安)大疫[5]。十八年(1148年），常州疫大作[6]。二十一年（1151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7]。三十二年（1162年），张子盖求海州，战士大疫[8]。绍兴年间（1149-1152年），岁大疫，广平尤甚，贫者往往阖门卧病[9]。
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隆兴二年-乾道二年（1164-1166年），双林、南浔、乌程、震泽、吴江大疫。
宋乾道元年(1165年），浙西民疫，祸不胜计，独江东无事[10]。圩田大疫。三月，临安（今杭州）、会稽（今绍兴）饥民疫死者很多，浙江东部和西部同样罹难[11]。八年（1172年）夏，行都(临安）民疫，及秋未息。江西饥民大疫，隆兴府民疫，遭水患，多死[12]。乾道年间（1165-1173年），刘朔在温州任职时“缘岁大饥，继以大疫。”[13]
宋淳熙四年（1177年），真州大疫[14]。八年（1181年）四月，临安府、富阳、吴江、宁国出现大疫情，“禁旅多死”[15]。十一年（1184年）春，都民、禁旅大疫，浙西郡县亦疫[16]。
宋绍熙二年（1191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17]。
宋庆元元年（1195年）四月，临安大疫，贫民百姓疫死后无钱安葬，露尸街头，比比皆是，政府军队中的士兵疫死者也很多。这年的疫病流行范围很广，太湖周围的湖、常、秀3州自春天开始一直“疫疠大作”[18]。元年-三年（1195-1197年），吴江、震泽大疫。二年（1196年）六月，天台县疫疠大作[19]。四年（1198年），复大疫。五年（1199年），临安府再次大疫[20]。
宋嘉定元年(1208年)，扬州大疫。湖州、乌程、南浔、双林、泗虹疫。夏，淮甸大疫[21]。二年（1209年）夏季，临安疫病流行，浙江东部大疫，死者甚众[22]。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三年（1210年）四月，临安传染疾疫，死者甚众[23]。
宋绍定元年(1228年)春，湖州、安吉、乌程、南浔、双林大疫，比屋相枕藉，安吉尤甚。
宋德祐元年（I275年）六月庚子，是日，福建邵武、上元、江宁、麻城大疫，嘉定、三龟、九顶、紫云城四城迁徒，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天宁寺死者尤多[24]。二年（1276年）闰三月，数月间，嘉定、三龟、九顶、紫云城等城中疫气熏，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25]。
宋景炎二年（1277年），江南大疫。
宋祥兴二年（1279年），刘资深，世传医学。元初，永嘉郡中大疫，群守肩舆迎之，投剂皆愈。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有史可考的1129年江苏淮阴第一次疫病发端至1279年浙江永嘉最后一次拽止，在150年跨度中，有年代可考的南宋疫疠约流行了65次，其中南宋高宗建炎年闾2次、绍兴年间14次，孝宗隆兴年间3次，孝宗乾道年间6次，孝宗淳熙年间7次，光宗绍熙年间1次，宁宗庆元年间6次，宁宗嘉泰年间1次，宁宗嘉定年阎14次，理宗绍定度年闾1次，理宗宝祐年间1次，度宗咸淳年间2次，端宗德祐年间2次，端宗景炎年间1次，祥兴年间1次，等等。而南宋开禧、宝庆、嘉熙、淳祐、开庆、景定年间史籍未载疫疠流行记录，但这并不等于这些时期南宋疫疠已被扼杀在未萌之际。平均每2.3年发生一次疫病，其中30次疫病是在浙江地区流传。可以肯定地说，南宋时期疫疠流行的次数和频率在古代史上较多、较高。
二、成因
我们披览史料亦可厘析出南宋疫病流行的六大成因：其一，政治窳败、战争频仍、兵戈殄戳、尸浮飘野是造成疫病横行的主要原因。其二，南方大多数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闽粤地跨热带，雨量充沛，气候卑湿，地气燠热，雪霜较少，人们却又喜好湿地行走和水浴，蒸发甚而腠理疏，既易受寒，又易受湿。而且，当时政府缺乏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防治疫病的经验，致使灾情愈演愈烈，导致气毒蠚流行。长江以南的地理气候及疾病对中医临床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独立成流派[26]。其三，从地理、交通状况来看，浙江东南濒临钱江湾，杭州湾是个从自然渔猎靠泊点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一个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与世界各国均有频繁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加上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使临安湾一举成为自北徂南的天然吐纳港。尤其是南宋朝蛰居临安，致使临安、绍兴等城市人烟繁盛、人口稠密、铺席骈盛、中外游客蜂拥而至，霍乱等流行病相随流人，一旦疫起，滋蔓迅猛，南宋时期临安每7.89年爆发一次疫病就是佐证[27]。因此，当时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亦是南宋疫情大起的原因之一。其四，古代南宋地区灾荒较多，蝗灾、旱灾、水灾光顾较多，造成饥疫、旱疫、水疫连年不断，死者无算。加上瘗葬条件极差，抛尸江河污染水源、尸埋土内污染植被，使得困屯周边的贫民沾染疾疫的可能性极大，这些都是疫病四起的原因所在。其五，南宋素有“信巫不信医”陋俗，盛行穷乡僻壤。医学思想中仍有鬼神观念，咒禁符箓疗法大行其道。官方医家在日常的医疗活动中主要使用汤药、针灸，也掺杂使用符咒或其他巫术。这种信巫不信医的案例比比皆是，贻误诊疗。临安水果商病了“医、巫不能愈”[28]。临安人移屋，以傍井处为佳。病多信巫鬼，丧葬多尚佛老。昌化民有疾辄事巫祷，故知医者鲜[29]。临江府风俗之厚，文物之雅，在楚越之间，谓之乐土，俗颇尚鬼，疾疫则巫进医退，每有祈禳，必令道士立符，用木三尺许，书符其上，安立室中，祀以香火[30]。许多人一旦患病不去求医问药，仅恃迷信鬼神，求巫问卜，建蘸设坛。一遇到疫疾发生，更是张皇失措，不去积极地扑灭防治，反而引起更大的传染。其六，从卫生防疫制度来看，南宋无完备的防疫行政机构及详细的章法，亦是酿成疫病频发的原因。
三、传统医药应对
面对南宋疫疠肆虐，政府和军队采取了一些施救措施，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一）政府强制
在疾疫发生时，南宋政府防止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方法，即命令和剂局免费施散医药，“给散夏药”，并派遣医师在和剂局配置汤药，委派太医局等医疗机构派出医师和医学生奔赴疫区救治。情况危急时，政府还在社会上招雇有医技的人员参与救治；地方官员亲临疫区指导救治，向疫区人民提供资金和药物，帮助百姓摆脱困苦、减免徭役、重建家园[31]。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二十一日，官员们在准备派医官散发药物时，高宗听了汇报后宣谕，现在民间流行的都是热病，向民众分发热药和消风散，反而害人，应发小柴胡汤，让医官张榜大街，家喻户晓，拯救了许多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诏令户部下令各地，要将当年发给各地官兵的暑药，趁未人伏之前运到部队，枢密院要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押送，到了都督府再派人散发药物，以防疾疫。
（二）军队防治
南宋政府常在疫病未萌前，采取积极的措施将事先制好的药丸送到部队，使军队事先配好防疫药品成为一种常态，部队一旦出现疫病，政府措施立即生效。政府还在军事调动上注意预防疫病的发生，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瘅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赴其他地区休整。屯驻部队两年换防一次。规定每年八月至翌年二月出戍等办法，以减少屯戍部队疫病的流行。
在夏秋疾病流行的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制夏药和瘴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对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宋绍兴九年（1139年）二月，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其统制、统领、将佐官属，依例赐夏药。令赐川中夏腊药官，一就给赐，仍传宣抚问。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镇江、太平江、池州屯戍军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32]。荆、襄、四川准此。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南宋对军官赐药已成定例。
(三）专家治疫
南宋医家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治疗经验。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真州城内疾疫大作，许叔微“不以贫贱，家至户到，察脉观色，给药付之”，对于无家可归者还安置自家予以治疗，其大医精诚“人颇相传”。
宋末元初瘴疾肆虐岭南地区，许多医师对此束手无策，贻误了众多生命。为此，医界名家对瘴疾的病因病机展开了深人研究，携手攻克瘴疾难关。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许洪编纂《指南总论》时，将伤寒与瘴疟等疾病进行了分类，提出16条伤寒之证，包括湿温、温毒、热病、温病、温疟、晚发疫疠等，指出：“中暑、伤痰、食积、虚劳、瘴症、脚气与伤寒相似，而实非伤寒。此证人不晓，皆言即伤寒也。”他又指出瘴疟“虽是时行之疾，然老少虚实，受病有浅深，大率不同”，应当“随症用药，若只言瘴病，一概治之，万一不能取效也。”他在《指南总论》中将医治瘴疟的药物合和、炮制及几十种病症、治法和用药一一列出，供医家按图索骥[33]。
杨士瀛在《仁斋直指》书中详细地分析了痎疟的类别、特征、病因、治法、用药和剂量，并提出了证治痎疟的处方有麻黄白术汤治感风发疟、养胃汤加桂治感寒发疟、养正丹主寒疟、姜附汤附子理中汤主寒疟、草果饮治诸疟、草果饮加干姜寒疟、香薷散治伤寒暑发疟、常山饮治伤寒暑发疟、七宝剉散治暑疟和诸疟、五苓散治伤湿必疟及小便不利、柴胡桂姜汤治牝疟、二陈汤治食疟和诸疟、四兽汤治食疟和诸疟、红圆子治食疟、乌头七枣汤治久疟、地龙饮治瘴疟和诸疟、芎归鳖甲散治劳疟寒热、五劳圆治劳疟和瘴疟久病、经效疟丹治疟、消癖圆治疟、驱疟汤治诸疟和久疟、生熟饮治脾寒发疟、蒜丹圆截疟消痰、七物汤治诸疟、胜金圆治一切疟、六物汤治久疟、白虎加桂枝汤治疟疾、大柴胡汤治疟、正气散退寒疟等30多种[34]。这表明杨士瀛对痎疟病因认识的突破，他不仅是对已有中医理论的更新，更揭示了中医所涵盖地域范围的扩大和环境适应性的加强。
（四）民间避疫
南宋以前，中国经历了众多的疫病流行，人们在防治疫病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非口服方药，如熏香、药枕、香囊等中药防控经空气传播疫病的常用避疫方药、用药组方规范，为当今传统医药防控新冠肺炎提供参照物。
端午节为了纪念楚国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人们开展一系列涉及卫生习俗的有益活动，“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祧、柳、葵、榴、蒲叶、伏道……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台州“土人于重午前一日”收艾叶（蓬蒿）制药，采药是端午节最古老的习俗之一。端午日，人们野外菖蒲、蒿艾，挂在门上，以禳毒气[35]。蒜头插挂门窗上，用干艾叶、苍术、白芷烧烟熏屋，在墙角、床下等处喷洒雄黄酒、石灰，以驱蜈蚣、蝎子、蚰蜒、蛇、蜘蛛等五毒。人们饮菖蒲酒，采白药或修制药品，用作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用白芷、丁香、木香等香料做成锦囊、香袋佩戴在小孩身上，以芬香逐疫。在儿童脸上涂雄黄酒以除毒气。在婴儿手腕上系菖蒲，任其吮舐以祛风邪。用鲜佩兰熬汤洗身，消除皮肤污垢、畅通毛孔、消除疲劳、舒筋活血及防暑降温。扫集灰尘垃圾，在室外焚烧，以灭病虫菌卵。有少数老妪用火把熠明屋角烙赶蚊虫。节日里，农民都要上山挖一些青木香、老虎山楂根、乌药等，到园里拔一些艾叶、紫苏等挂在檐下，以备急用。此外，人们还把这天吃剩的猪肉外涂雄黄粉，用竹丝串起来挂在通风的地方，生疖子、肿毒时用作涂药。人们还用菖蒲、贯仲放在水缸里消毒。青年女子用香粉做香袋，制成老虎、鸡心等形状挂在衣服上去秽。人们用五彩丝系臂，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36]。湖南端午摆渡也，而以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权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又有条达等组织杂物以相赠，还取鸲鹆教之语。……居民每至夏秋多病痢疟，皆暑泾所致也。……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压疾[37]。湖北五月五日，四民并踢百草，又有关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今人不病瘟[38]。四川医生鬻艾、道士卖符、朱索、采缕等长命辟灾物品[39]。
立夏民间有吃乌糯米饭的习俗，因乌树叶有祛风除湿、情凉解毒、强筋健骨的作用。六月六天气渐热，人们多为小儿洗浴、妇女沐发、曝衣晒霉、曝书除蠹。若下大雨，溪里的浑水挑回来用明矾沉淀后再用。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或沉饮食于井，亦谓之鉴[40]。
十月“惠民局及士庶修制腊药，俱无虫蛀之患。……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更以苍术、小枣、辟瘟丹相馈。为宫观羽流，以交年疏，仙术汤等达檀施家。医士亦馈屠苏袋，……诸品汤剂，送与主顾第宅，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
上海民俗“十月二十五日，举家食赤豆粥，云辟瘟。”“还有苍术辟瘟丹。”
迎春岁旦，席铺百货，以苍术、小枣、辟瘟丹相送，医士亦以馈屠苏袋和诸品汤药，送上主顾第宅，以避邪气，各坊巷叫卖苍术、小枣不绝。每年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掸尘。
南宋各地防治疫疠的习俗究竟肇始于何时很难考证，但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传承至今。各地人民在开展这些防治疫疠活动时，还带有各自区域色彩。
(五）环境整治
注意和保持环境卫生是驱避邪毒之气的重要方法。中国人很早注意到沟渠的通塞与传染病有关，古代中国政府很重视沟渠的通塞，每逢雨季前，就下令水利官员加以疏浚，以免泛滥。宋朝周守忠的《养生类纂》载有“沟浴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41]南宋首都临安，逢年过节，官府常派人疏通临安城中水井、河渠。“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欧阳守道认为改善环境卫生是减少疾病发生有效途径：“盖今沟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自乙未丙申间，三山林侯守郡，最留意于此，疏通浚导之后，民无疫者数年。……沟渠不通，处处秽恶，家家湿润，人之血气触此，则壅气不行，病于是乎生。今通达广路，犹无洁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趋，如此安得不病？此州之地，本自卑湿，惟以此故，虽爽垲亦为汗下，即此乃病气也。……今若及此方春，命厢所告示居民，屏治荡涤，有砖石遮蔽者，亦令暂施工，鱼邻相次，同力为之，各自负挈，置之城外空旷之所，使积水流通，则郁积盘结之恶气亦散矣。”[42]他通告民众，屏治荡涤，使积水流通，通过改善环境卫生来防病，强调环境卫生与疾病爆发关系密切。
（六）漏泽园瘗葬
南宋政府重视医药学，对疫病的防治能力增强，更注重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七月，皇帝下诏说，现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内外居民患病的人很多，令翰林医官院派出医官，分头看诊，所需药物由户部药局负责。有人因病死亡，家中贫困的，由官府给钱帮助敛葬。浙江各地的漏泽园如雨后春笋般地营建起来，政府把战死者、弃尸和家贫无地埋葬者由地方政府统一葬入漏泽园，并规定深埋3尺，不准露野，由监司巡查。宋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临安疫，政府出钱付贫民的医药棺敛费及赐诸军疫死者，帮助死者。绍兴十四年（1144年）十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诏临安府措置漏泽园，遂下令钱塘县（今杭州）、仁和县（今杭州）悉行建造，委托2名德行僧主管其事，专门收葬无主尸体，一所在钱塘县惠民乡，各阔40多亩地。一所在仁和县界芳林乡，阔70多亩。后园址增到12所。朝廷每月给主管僧人常平钱5贯1石米，该年共埋尸体200具，朝廷奖励紫衣一道。既又有旨令诸路州军一体措置施行，仍委常平司检察[43]。宋庆元元年（1195年）四月丁巳，临安（今杭州）大疫，政府出钱付贫民的医药棺敛费及赐诸军疫死者家，帮助死者瘗葬[44]。由于办事妥当，朝廷下令诸路州军依仿临安府的漏泽园施行扩建。于是，在临安方家峪梯子岭下建有宁远阡，专埋葬无主太学生。北山表芝坞专门瘗葬营殿前诸军中死者。在清波门外的聚景园专门埋葬来临安贸易的阿拉伯海商[45]。因此，南宋漏泽园的建立，对改善环境卫生、防止疫病蔓延和稳定社会秩序益处匪浅。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疫疠流行较为频繁。据《宋史》记载，主要在以临安为中心的浙西地区流行，其成因独特。南宋朝廷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采取了积极的预防和善后措施，无论是南宋政府设立的还是医家设立的地方各类医疗机构，为患者痊愈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南宋政府的地方医疗救治政策注重日常疾病救治与流行疾疫救治相结合，满足了疾疫流行时和日常疾病救治的双重需要。各地的中医药学家追古发今、各显神通、为民排难解忧，取得了一定的预防治疫效果，促使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独立成流派。民众佩带香囊、烟熏消毒以致防疫。这些均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留下了美好的一页，也给世人留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临床经验。
同时，温故而知新，古为今用，从前人庚续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菁华中汲取抗击疫情的宝贵经验，全面审视传统医药抗击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巨大作用，不仅有利于厘清人类生命健康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的传承保护，而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略
作者：朱德明，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