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类与人类的思维认知有关，不同的思维认知分类形成相应文明体系的分类形制。每个国家都通过特殊的遗产分类凸显其国家特色。《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非遗的分类属于项目分类范畴，此种分类对于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众的“主体性”关怀具有重要价值，易于进行落地性保护与传承工作。非遗是包括概念、分类、命名、知识、实践和保护系统的完整体系，项目分类需和形态分类、学科分类等相结合，方能在遗产体系中体现其逻辑与理由。
【关键词】分类形制；形态分类；学科分类；项目分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第十条“加强分类保护”提出：
阐释挖掘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创新表现方式。提高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的实践频次和展演水平，深入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加大对优秀剧本、曲本创作的扶持力度，增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推动传统体育、游艺纳入全民健身活动。继续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推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中药炮制及其他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应用。将符合条件的传统工艺企业列入中华老字号名录，支持符合条件的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依法取得医师资格。丰富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深入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①
上述“分类”具体而翔实，易于进行落地性保护与传承工作。但所列举者大多属于“项目分类”，就分类的整体形制而言，还需与其他的分类相配合。
从分类概念和属性看，“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和排斥关系的过程”②。分类首先与人类的思维认知有关，即所谓的认知分类。作为共相，人类有着相同、相似的思维认知形态，这也构成了人类可以相互交流的基础。但不同的族群、人群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认知分类，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与表述。比如，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正是受到“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博物志）中的分类所启发，写出《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③。简言之，人类最基本的分类是认知性分类，它与人类的思维形态有关。
不同的思维认知分类与文明类型关系甚密，也形成了相应文明体系的分类形制。中国传统的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天— 地 — 人”的相互协作确立了“时 — 利 — 和”的道理。人们根据季节、时序生产出粮食。“利”“和”皆从“禾”，可窥一斑。农耕文明与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互为表述，自成体系。比如，2016年中国“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实至名归。而欧洲文明，特别是拉丁系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所产生的文化遗产也自成其范。简言之，不同的文明，遗产分类各有所属。
当今世界遗产事业的确认“单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也是联合国（UN）“缔约国”的基本要件。“国家遗产”的分类体制也随之而生。比如，澳大利亚的国家遗产分类为国家遗产、联邦遗产、原住民遗产、可移动文化遗产、历史沉船，以及对澳大利亚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海外遗产、世界遗产、移民遗产等八项。日本的国家遗产分类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文化景观、传统建筑物群六大类别。可见，依照联合国相关的遗产操作规则，国家遗产体系为基本的确认依据④。
国家遗产体系的重要性除了在申报上具有可依据的分类规章，每个国家也都会通过特殊的国家遗产分类以凸显其国家特色。法国是世界公认的遗产大国，也是文化遗产体系的历史雏形形成国和现代楷模，联合国的“名录”“奖励”制度都源自于法国。美国在自然遗产方面特色鲜明，特别是“国家公园”管理模式不仅影响其他国家，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推广。不讳言，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遗产分类体制尚未成型。笔者特别强调：我国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同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体”政治要求与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多元”完整地体现出来，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需要体现国家遗产体系特色。
形态分类，即根据对象的属性、特别是形态特征所进行的分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分类从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的“自然”“文化”，到后来的更为细化的形态，诸如文化景观、线路遗产、运河等，更有后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彰显了形态分类特征。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一些专属形态的遗产分类，包括“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等等。这些不同形态的遗产分类大多从对象的属性与形态方面确立与确认。不同的遗产形态，包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所表现和呈现的形态，成为分类的一种重要视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在不同的机构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机构分类形制。比如，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系统内发展出了非常具体的分类形制：
言语表达（verbal expressions）
如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和谜语，符号（signs）、言辞（words）、象征（symbols）和指示（indications）；
音乐表达（musical expressions）
如民间歌谣和器乐（instrumental music）；
行动表达（expressions by actions）
如民间舞蹈、表演（plays）和艺术形式（artistic forms）或仪式，不论是否变成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
有形的表达（tangible expressions）
民间艺术的产物，尤其是图画（drawings）、绘画（paintings）、雕刻（carvings）、雕塑（sculptures）、陶器（pottery）、陶瓦（terracotta）、马赛克（mosaic）、木工（woodwork）、金属器皿（metalware）、珠宝（jewelry）、编篮（basket weaving）、刺绣（needlework）、织物（textiles）、地毯（carpets）、剧装（costumes）；
手工艺品；
乐器；
建筑形式；
传统文化的表达或民俗的表达也可能是无形的，有形的，最常见的还是二者合一的，比如表达了传统故事（无形的）的织毯（有形的）⑤。
简言之，不同的机构出于特殊的目标和目的确立不同的分类形制。
▲图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以学科分类的角度，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轨迹，民俗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民俗学在这方面的作用也非常突出。民俗学的学科分类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分类范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与民俗学的分类存在着大量重叠、交叉、异名等现象。我们要向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脱帽致敬！然而，一个问题随之浮出：民俗学分类是否足以囊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名目？回答是否定的。在我国，诸如中医、武术、园林、祭祀、珠算、阴阳、五行、方术、风水等包含着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俗学显然无法全部承揽；需要强调学科协作，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博物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可见，尽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制从20世纪末至今的历史过程中，民俗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单独完成分类的确立与确认。
从项目分类看，《意见》中的分类基本上属于“项目分类”。这对于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众的“主体性”关怀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具体的名录确认、传承人以及保护措施，包括国家支持、扶持的资金投入都可以落实到项目，甚至落实到人。同时，笔者认为，“项目分类”仅仅是分类体制中层级最低的分类，需要与上述的几个重要分类相结合，方能形成在完整的遗产体系中体现项目的逻辑与理由。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概念系统、分类系统、命名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和保护系统⑥。分类仅仅是其中之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AA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注释：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EB/OL].（2021-08-12）[ 2021-08-15].http://www.gov.cn/zhengce/2021-08/12/content_5630974.htm.
②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 原始分类[M]. 汲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
③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 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
④参见：彭兆荣，等. 联合国及相关国家的遗产体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⑤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Expressions/Folklore[M]. Geneva: WIPO Publication, 2005.
⑥参见：彭兆荣. 生生遗续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作者简介： 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