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标志，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走过近20年的历程。国家文旅部非遗司原一级巡视员和原副司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马盛德从国家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之初即参与其中，这些年间，他既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同行者，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亲身参与了古琴艺术、热贡艺术、二十四节气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的申报工作，见证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设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等。7月2日，在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举办的“‘艺’览非遗”首场讲座上，马盛德分享了自己从事非遗保护工作20多年的经历，带领观众去认识昆曲、古琴、二十四节气等非遗名录的保护实践。
在马盛德看来，非遗保护应该强化三个意识，一是要以人为本，强化人的核心地位；二是要有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三是要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而非停留在过去，非遗保护是“文化复兴”而非“复古”。
▲原国家文旅部非遗司副司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马盛德在讲座现场。
非遗的保护核心是人而不是物
2021年2月，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翁丁老寨失火，得知消息的马盛德首先关心的是有无人员伤亡。翁丁村是中国佤族历史文化和传统建筑风格的原生态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翁丁村的“佤族木鼓舞”和“司岗里传说”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火造成的文化损失让许多人痛心疾首。确认村民们，尤其是寨子里的非遗传承人们都安好后，马盛德才放下心来。这把大火虽然使当地的非遗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原生环境，好在非遗是以人为载体的，只要人还在，非遗就不会消失。
“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非遗里的‘青山’就是一代代的传承人，只要他们活着，文化就不会中断。”马盛德说。 2003年，马盛德参与推动了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他回忆当时申报的名称是古琴艺术，而非古琴乐器，古琴艺术不仅包含了乐器本身，也包含了古琴的制作、演奏技艺、传统记谱方式、演奏仪式，营造的相应环境以及音乐与人产生的情感交流、审美愉悦等非物质文化，“经验、知识、技艺”等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要素，人正是这些要素的承载者。2019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枯木龙吟·让古琴醒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院藏古琴音乐会”，让现代琴家演奏其馆藏的唐代古琴，这些古琴大多品质优异、品相完好，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珍藏在展柜与库房之中，少有张弦与弹奏的机会，直到琴家们再次弹奏，才让这些千年古琴重焕新声。“是当代琴家们的高超技艺让这些古琴‘醒’了过来。即便古琴这一乐器没法永久保存，只要有琴家在，古琴这门艺术就不会中断。非遗的保护核心是人和人所掌握的技艺，而非器物本身。”马盛德说。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马盛德强调了定义中“世代相传”和“再创造”等概念，阐明非遗的活态性传承。“我们现在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要有三代以上相传的文化积淀，约100年的历史。”马盛德说，“非遗传承的主体是人，遗产正是靠活着的人代代相传，才能存续成百上千年，不断延续其生命力。”世代传承中的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已经成了非遗最普遍的传承模式，如传统戏曲、舞蹈、音乐等艺术，常靠人与人之间的心传口授、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等，让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独特的艺术韵味、风格”被后人体悟内化，非遗也在不同代际、不同环境的互动中获得调试、创新，迸发出人类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群体或个人在适应生活环境过程中，不断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新的创造。再创造概念要关注的是这个‘再’字。中文语境里的‘再’字，不是一个凭空创造的含义，而是一个在原有的或已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创造。戏曲艺术中有‘二度创作’概念，这种再创造的行为方式和成果成为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重要创造力，为其生活的社区和环境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供了一种身份和延续性，进而提升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马盛德表示，非遗保护不是要一成不变，不是要一味地推崇“原汁原味”，正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遗要顺应可持续发展，要让非遗不断创造变化，如源头活水汇入当代文化、当代生活。“所以我有个口号是，只要我们的非遗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进到博物馆去。进到博物馆就成了物，它在现实中的活态传承就无从谈起了。”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2016年11月30日，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马德盛当时是文化部非遗司主持工作的巡视员，受文化部党组的委派，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见证了这一自豪的时刻。当会议主席宣布中国所申报项目被通过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盛德发现，和最初昆曲申遗成功时相比，这次的申遗成功在民众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响，一时间互联网里一片欢呼、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艺术创作、舞台表演纷纷涌现，还有商家卖出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茶包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变化？”马盛德认为，这不仅是因为二十四节气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知晓范围大于昆曲，也是因为这10多年间人们的文化自觉保护意识大大提升，二十四节气的申遗成功也是中国非遗保护进步的一道缩影。
“以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昆曲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重要时间节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下的保护工作走过了20多年。”马德盛梳理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变迁发展，他表示我国非遗保护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诗经》，它是对民间歌谣进行记录整理的一个例证；此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对民间歌谣、故事等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调查采录以及《二泉映月》等民间音乐的抢救性采录等见证了非遗保护工作的起步，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艺术科学重点项目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十卷）更是非遗保护抢救记录的重要成果，被誉为“中国文化长城”。
马盛德列举了一些数字来梳理新时期中国非遗保护的成就：2005~2009年非遗普查统计我们国家有87万项海量的非遗资源；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8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截至2021年12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计3063人；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诞生，我国自上而下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努力推动中国非遗走向世界；此外我国建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0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马德盛总结了中国非遗保护的诸多经验，其中包括非遗抢救性记录与生产性保护并重；注重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扶持；加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如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将与非遗有机联系的村落空间、地区文化等一并保护；注重立法，维护非遗保护政策的持续性与连贯性；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这是我国形成的重要非遗保护制度。
非遗的保护不是让其成为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也不是对古老器物的复制，而是在活态传承中寻找与当代人的精神连接。为什么非遗的传承至关重要？在马盛德看来，非遗蕴含的是人类的文化的创造力，是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我们的好多民间文化在过去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是民间文化又反映出一种强盛的生命力，它就像一条暗河一样，奔流不息。这种生命力也恰恰是我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们的文化不能建立在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基础上，一定要在优秀的传统中发扬而来。”（来源：文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