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明确了少数民族医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群）的生存执业状况不容乐观，急需加以重视解决。 一、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群）生存执业现状 （一）传统医药从业人员难以获得执业资格，人才流失、断档严重。90%以上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群）（或称“民间妙手”）均没有合法的行医资格，没有资格证，为非法行医。这些从业人员大多是扎根农村的“永久牌”民间医师，他们都有自己的患者群，和老百姓相处得非常好，老百姓都愿意到他们这里看病，花钱少，疗效可靠。 传统药传承发展举步维艰，大量传统医药的传承人群（老人）相继辞世（人在技在、人亡技亡），如不加以重视，传统医药诊疗技术将濒临失传的危险，传统医药独有的特色方法家传、师传困难，不少有关传统医药的文献将面临大量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将面临失传的危险。 （二）资格问题。没有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的非遗传统医药从业人员，所能提供的证件五花八门：有赤脚医生证、有乡村医生证，有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的、也有市（州）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的不同名称的行医资格证书，这些证书给执法检查工作带来了困难。如：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增世苗医，一直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望丰乡公统村老家为人治病，王增世苗医参加了2019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却未取得“贵州省2019年度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合格证，现为“未有合法行医资格”即非法行医；目前，王增世医师的《苗医回春堂》每天来自十里八乡和全国各地的就诊者在50—60人之间，每天寄药在30人左右。 （三）在政策上缺少有力的支持。传统医药在政策上缺少支持，发展规划欠缺，缺少有效的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的引导性支持政策。如：有“中国苗医药之乡”荣誉称号的贵州省，在苗药的发展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苗医药发展仍然严重滞后，现有苗医药诊所或医院全部是民间或民营性质的，没有得到政策上的支持。 二、建议 （一）政策倾斜为传统医药从业人员（“民间妙手”）松绑。中医药管理局与非遗管理部门开展联合认定，对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向非遗传承人（或“民间妙手”）倾斜，或设立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群）专门执业证书，确保更多的非遗传承人（群）或“民间妙手”成为合法行医主体。加强对走街窜巷的传统医药游医的管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医药摆摊设点自发形成的传统医药一条街进行规范和引导，使其依法经营。降低乡村民间传统医药从业资格的准入门槛，使以传统医药为业的传承人群及家庭得以合法地维持生计，以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发展理念，让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群）生生不息，使之得以传承和弘扬。 （二）加大传统医药从业人员（“民间妙手”）选拔培养使用力度。一是通过普查发现；二是要通过考核认可；三是要放大，增强非遗的可见度；四要加强培训，解决人才后继乏人的问题。 （三）加强正面宣传和科学阐释，纠正对传统医药的偏见。重新认识传统医药，认识卫生事业的发展更离不开传统医药这支队伍。从国家层面为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或称“民间妙手”）这支队伍“正身”，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推动农村卫生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