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仲景故里南阳考察，在医圣祠前再次强调，“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中医药学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体系分支
如何定义科学，是人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苏联科学家拉契科夫认为，“科学是关于现实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这种客观真知是由于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和发展起来的，并且由于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可见，科学不是一个能用定义一劳永逸固定下来的单一体，正如英国科学家贝尔纳所说：“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适合的定义。”因此，科学具有时代性，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因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思想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医学作为自然科学中一个体系分支，同样如此。
中国医药学是在古人长期的医疗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其形成过程中，又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它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模式，始终贯穿唯物辩证的观点，这在古代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黄帝内经》中对于医理的阐释，无不建立在古人对于世界万物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结晶。由此，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中提出医家要“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思求经旨，演其所知”，以求“见病知源”。秉持这样的衍学态度，仲景究其一生，精研医理方术，糅合当时学术思想最为先进的《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几部医书，创新性提出“六经辨证”医学体系，开“辨证论治”先河，著书《伤寒杂病论》以传后人，将中医学的发展推向时代的高峰。
近现代，随着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科学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三次工业革命造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繁荣，现代科学技术也因此成为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力量。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下，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自然而然促使西医成为当下的主流医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也正是抓住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瞄准了时代发展的前沿方向，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道路。
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并不是否定传统中医药学的科学性
科学的本质在于整理事实和总结规律。因此，我们要坚定这样一个理念，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并不是否定传统中医药学的科学性，而是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去挖掘中医药学中真正符合人体生命运动规律以及疾病发展规律的精华部分，实现与西医学的交叉互补，进一步提升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丰富诊疗手段，从而推动生命科学领域新一轮的革命。这也是近现代中医大家对于中医药未来发展的共识。清末民初的张锡纯先生，极力提倡中西医结合，“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师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并在临床诊疗中加以实践，如石膏阿司匹林汤等，开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虽然在中医药界全力抗争下终被取消，但也引发了中医药学者的反思。中医先识之士们开始认识到传统中医药确实存在不足和弊端，特别是在西方科学的崛起冲击下，中医药界将面临严峻挑战和严重危机，应该及时予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向近现代科学迈进。故而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等中医大家先后开办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旨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养中医人才，绝不拘泥成法，唯一宗旨希望明先哲遗言，借助新医经验，为人群造福”。
全国政协常委黄璐琦（右）在田间调查太子参种植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院”成为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酝酿形成的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此后经过不断调整，逐步确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方针。1954年，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的重要批示，并在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在1955年上半年内成立中医研究院，要求“中医研究院应当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中医中药研究的学术领导中心，担负起组织全国中医中药研究工作的责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也由此应运而生。
在66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中医科学院始终秉承传统与现代结合，经典与科学互参的原则，坚持中西医结合道路。1972年，屠呦呦先生从《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获得灵感，发现了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死亡率的青蒿素，成为中国本土首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时间组建国家中医医疗队援鄂抗疫，在武汉金银潭医院与西医同仁同台协作，成功救治（危）重症患者140例。在临床救治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从中医疫病理论着手，结合现代循证研究方法，研发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肺炎中药新药——化湿败毒颗粒，并经我国药监局和阿联酋卫生部审批通过，在国内外成功上市。这些都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补齐短板，促进中医药事业高效发展
审视当下我国医学现状，中医与西医在整体发展上有较大差距，仍存在基础研究薄弱、人才匮乏、创新能力不足、政策体系框架不完善等问题，这种不均衡性可能会制约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据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药学的根本，包含了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病因以及疾病的基本认识，也是促进中西医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的关键所在。基于目前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现状，建议加快编纂《中华医藏》，承绪中医药学统文脉，厘定中医药学术源流，发掘东方生命科学智慧，彰显我国医药文明辉煌。
二、重视中医药复合型人才培养。《黄帝内经》中对习医者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傍人事”，可见为医者首要前提是一名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学者。因此，建议改革当下中医教学体系，既要重视医学教育，也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一批具有文化自信、科学素养、国学底蕴的中医药复合型人才。
三、推进中医药科研创新能力建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加快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平台。在中医药重点领域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目前，中医药行业还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建议部署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汇集生命科学与中医药科研优势资源，建立国家实验室，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出一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
四、完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和管理制度。建议制定专门的中西医结合行政法规和制度，完善保障机制，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作为新时代的中医工作者，更要谨守“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立足时代前沿，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怀和希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作者：黄璐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