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基本理论以哲学为基础，借用中国传统学术的类比思维、辩证思维、整体观念，以阴阳、五行、元气等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体内部脏腑之间的关系，阐明有关人体疾病的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问题，指导临床实践。
从哲学角度，如何看待中医药疗效？中华传统哲学中有没有能够产生科学的认识论？中西医学之间如何在哲学层面进行沟通对话？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长林。
中西医反映了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
记者：从哲学角度，如何理解中西医的差别？中医与哲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刘长林：中医以天人合一的观点看世界，故中医学所揭示的是人身在日常生命过程中呈现的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凡是接触过中医基础理论的人都会感到，中医学有很强的哲学性。其实，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与某种哲学发生一定的联系。无论西方还是中方，一切具体科学都会在认识取向和认识方法上受到某种哲学的决定和影响。只是哲学观点不同，其对科学发生作用的形式和产生的效果有不同。
那么，为什么中医学显得哲学性特别强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学属于自然整体层面的科学，而西医学以及众多西方其他科学学科，则属于还原论性质的科学。中医学作为自然整体层面的科学，它要求将人之生命个体放在天地万物自然状态的全部关系之中，从天地整体的角度来观察和揭示人个体生命过程的规律。而哲学是研究天地万物最具普遍性的原因和法则的学问，所以中华传统哲学的一些重要成果正好用来作为中医学研究人之生命过程的起点。这就使中医学与中华传统哲学建立起特别直观的连接关系。事实上，中医学走自然整体科学之路，也正是由中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决定的。
而西医学及其他还原论科学，为说明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点，依照还原论的理论则偏重于划清事物与事物、领域与领域的界限。还原论强调，整体由组成部分构成，组成部分决定整体。为了弄清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先弄清构成该事物的部分。这样的认识路线决定了科学总是主要向本学科所研究对象的内部用力，越是向前发展，其学科领域的界限就越严格、越收紧。因此，还原论科学虽然与相关的哲学总会保持必不可少的关系，但各行其是，界限分明。事实上，西医学及其他还原论科学具有上述取向，也正是由它们所选择的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决定的。
中医学与中华传统哲学在一些内容上尽管有叠加关系，但今天的中医学早已是一门成熟的具体科学，即人的医学，而不是哲学。中医学明确的特定目的和任务是揭示人之生命的特殊规律，以维护和恢复人身的健康。中医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个体生命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医学与中华传统哲学相叠加的内容，也都是为了用以实现上述目的和任务。而中华传统哲学的目标，则是建立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笼统地称业已成熟的中医学为哲学，可能会曲解中医与哲学的关系而造成混乱。
记者：中西医的不同背后是否反映了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刘长林：中西医不同的背后，的确反映了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 ，我想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首先，中西方对时空的选择不同。
中华传统以时间为本位，以空间为从属，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西方传统以空间为本位，以时间为从属，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由此，决定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偏向以空间为主，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以时间为主。这种时空偏向在科学、人文、审美诸领域，皆可实证。
其次，时空选择的不同，决定了或直接联系着中西方采取不同的主客关系。而主客关系是决定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对待天地万物的出发点。
中华传统以时间为本位，时间体现为天地万物的过程。时间的特性是持续和变易。时间一维，不可回逆，不可分割，不可占有，只能共享，不能分享。在时间的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统一与平等的关系。故中华传统主张天人合一，因顺大化，在大化流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调控万物，在尊重天地万物天赋本性的前提下，为实现天地万物共存、共荣、共享而从事一切可能的发明创造。这就是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内经》则以“顺”为一切治事的基本原则。
这样的主客关系要求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作预设，不干预、切割、控制客体，完全尊重事物本来的生存状态，然后观察其自然而然的变化，找出其自然变化的法则。中医的许多理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西方传统以空间为本位，空间一般体现为事物之形体，也称“实体”。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空间可以切割、占有，只能分享，不能共享。而且，只有在切割和分解中，才能显示空间的属性。在空间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差别和排斥，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关系采取相互排斥的“对立”形式，强调主体对客体可以占有和宰制。这就决定了西方传统在认识过程中，主要采取抽象方法、分析方法、公理演绎方法以及限定边界条件的实验等方法，对客体实行预设、定格、抽取和控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割断对象的整体联系和流动过程，因而必定去寻找事物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第三，基于以上，就使得中西方在认识过程中对“现象”持不同的态度。
中方遵循“法自然”的原则，尊重和不干预认识客体，其面对的就是现象。顺遂事物的自然变化，来认识事物的运动规律，就不能破坏现象，而且认识所指就是现象本身，就是要把握事物现象层面的规律。
《易·系辞》说，圣人“观象于天”“立象以尽意”。《内经》有“阴阳应象大论”。其所说的象，就是现象，就是主张观物取象，并以象的形式或意象性概念来概括和表述现象层面的规律。中医辨证之“证”，正是人身生命自然所呈之“象”。
这里所说的现象，是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功能、信息和各种关系的表现。从状态上说，现象是一个过程，是事物自然整体联系的错综杂陈，充满变易、随机和偶然。可见，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
空间可以分割，而且只有分割，才能显示空间的特性。采取主客对立的方式，把对象首先看作一个空间的存在，事物作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事物的部分决定事物的整体。因此，认识事物就会以分解、还原为基本方法，这必然会主张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所谓透过现象，就是排除和避开现象中纷繁杂乱的随机偶然的联系，从中提取出某些人们关注的要素，在预设或加以控制的条件下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必然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谓事物之稳定的内在联系，大多表现为构成事物的物质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沿着主客对立的认识路线前进，势必要走向还原论，将整体还原为部分，而认识的重心就在把握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如何运动。如是，无疑能够取得相当的认识效果，但这样做的结果，会把丰富、生动和个别的、各种不稳定联系、与认识主体的联系，即现象丢失了。这正是西方传统认识的特点。
第四，中西方传统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看法不同。
中方传统哲学主流认为世界本原是元气。西方传统哲学主流认为世界本原是实体，其中相当多的人认为是物质实体。本原被认为是一切存在和运动变化的最终根据。
元气与物质有本质差别，是在以时为正、天人合一观念制导下的重大发现。其根本特性，突出有二：一是无形，“细无内，大无外”，属无限性存在。其存在的特征在于气化。二是有特殊的灵性功能，与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相合，能够与人的意念连通。
物质实体的根本特性是广延，故物质有形，属有限性存在。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但二者至今未发现能够直接与人的意念连通。
我认为，以上四个方面系中西方哲学思维的主要差异。之所以形成中西医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其思维理论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没有科学的看法是对中华文化的误判
记者：中西方哲学有何相通之处？反映在中西医学上有什么特点？
刘长林：我认为，总体看，中西方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是对称互补的关系，相比中方偏阴性，西方偏阳性。二者既有本质差异，也有相通之处。就哲学而言，中西方传统哲学都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世界观本原论和方法学认识论，都能对认识世界、发现客观规律起决定方向和选择层面的导引作用。
近百年来，直至今天，学界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华传统哲学只重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缺乏甚至没有发现客观规律的认识论，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这种看法是对中华文化和人类科学的严重误判。他们强调但曲解了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以致没有能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同时，他们也没能正确理解文化以及科学的多元性。
医学研究如何治疗疾病，恢复和保持人的健康。而人的身体与生命是极端高级、极端复杂而又神奇的存在，所以研究医学的方法必须十分精妙。这种高难度的认识活动，势必要求医学科学及其选择的哲学充分发挥和展现自身的作用与功能。因此，无论西医哲学，还是中医哲学，都鲜明地相对全面地显示出该种哲学认识论的特点、长处与短处。
记者：要想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是否需要进行中西方哲学的对话？或者说是否需要向世界传播中国哲学思维？
刘长林：是，而且很有必要。唯有准确、深刻地做好中西方哲学对话，才能明了中医学在人类医学以及整个科学领域中的特殊位置与价值，在本质上划清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分界，领悟中医学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才能理解并处理好中医学与西医学以及其他西方现代科学的关系。并且，中医药学的价值，不限于“疗效”。除了“治未病”，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哲学的一种交融碰撞。
说明白、讲清楚需将哲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结合
记者：您认为进行中西方哲学对话的难点在哪里？如何克服？
刘长林：这里要讨论的哲学对话，仅限于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对话。
我认为，从理论上分析，难点在于承认：世界存在的无限性、复杂性决定了存在不仅有不同领域，而且有不同层面（维度）。不同领域决定科学须分科目，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而不同层面（维度）决定科学多元，如以物质实体为本位的科学，以自然整体所呈现象（本质是元气）为本位的科学等。所以在概念上要把科学与科学形态分开。科学的定义，只在于它是发现存在之规律的认识活动和认识结果。不能将科学归结为对某一层面（维度）存在的认识活动和认识结果。承认了科学多元，才能进一步看清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的科技史，以及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认识论。
从研究工作上考虑，在哲学认识论上进行中西方对话，无疑需要学者做中西跨界研究。然而我认为，首先需要将中华传统哲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是真正弄懂中华哲学认识论的必经之路和关键所在。
记者：您能从哲学角度对“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提一些自己的建议吗？
刘长林：希望专事中医药的有关方面和个人，要把哲学及其与中医的关系列为不可或缺的必修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