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1930年12月出生，广东新会人，肿瘤外科专家。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60年代末从事肝癌研究，特别是在肝癌临床诊治和基础性研究方面成就显著，曾获得1985年和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耄耋之年的汤钊猷出版了《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年逾九十，他推出了《中华哲学思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他对医学的思考，从西医方法到中医思维再到中华哲学思维，致力于提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和与其相应的话语体系，以期为现今中西医结合的困境寻找一个突破口，为“中国新医学”的创立找到一把“钥匙”。
与中医结缘的亲身经历
访谈人：
汤院士，您在年近九十的高龄，撰写出版了一本在业界具有很高影响力的著作：《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您作为一位享誉全球的西医专家，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大的心血来倡导“西学中”呢？您又是如何了解到中医并与其结缘的呢？是什么样的背景下，您提出了要“西学中”呢？
汤钊猷：
其实我没有资格来讲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系统地学过中医，我对中医只能说略有了解。要说如何与中医结缘，那就得说到我的老伴。我和老伴是大学同窗，她搞内科，我搞外科。但她后来又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参加了西医脱产两年学习中医。几十年来，我目睹她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好不少西医治不好的疑难患者，最显著的是顽固性肝硬化腹水患者。
而我的家人得了需外科治疗的病，却因用中西医结合治好而免除手术。我儿子、老伴和母亲患急性阑尾炎，都是用针灸治好的；特别是91岁的母亲，阑尾炎穿孔并发腹膜炎，针灸9天后就治愈了，又活了5年。我大哥因脑梗死导致吸入性肺炎，我老伴用“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应用中药，免除了气管切开，又活了3年。还有一位法国患者，患神经系统疾病致生活无法自理，靠激素和化疗度日，病情每况愈下。老伴用中药治疗，1年后完全康复；患者又希望怀孕生子，老伴先为其调理月经，不久果然怀孕，后生下女儿。但反观我的老伴，晚年因肺炎卧床。就是因为我不会开中药、不会用中医疗法，她只能做气管切开，半年后就遗憾过世……
我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也响应国家号召，用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并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论文；后来又跟随老中医研究过辨证论治和非辨证论治治疗肝癌。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一个5味药的小方，松友饮（黄芪、丹参、枸杞子、山楂、鳖甲）对于肝癌手术后复发的治疗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这些也算是我和中医结缘的一个原因吧。
亲身经历了这么多中医药临床治疗的事件，我深切体会到中医的可取和神奇之处，以及西医的局限性。至于为什么要倡导“西学中”，我从医近70年，深感现代医学进展的过程毋庸置疑，但仍存在着“重局部、轻整体，重消灭、轻改造”等诸多问题。西医在局部方面有优势，中医在整体方面有优势，为此，中西医应可互补。现在临床上遇到小肝癌的患者来看诊，我一般还是会建议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先手术，毕竟单用中医药治疗小肝癌很有难度。但手术的弊端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后续的复发和转移。这个时候中医药的介入就很有裨益。所以我觉得，西医学习一点中医可以开阔眼界，是在“治疗工具箱”中增加工具的过程，非常有必要。
再者，我国医学不能长期成为西方医学的延伸，当前中国崛起，有明显中华哲学思维的背景。医学要形成中国特色，同样离不开中华哲理，而中医正是中华哲理在我国医学上的体现。当前西医仍为我国医学的主流，如果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医学，西医学点中医就成为必需的前提。
对中西医结合的深刻思考
访谈人：
您觉得现在的医院里，中西医结合的现状怎么样呢？
汤钊猷：
现在临床上的中西医结合现状，让我有过非常深刻的体会，那就是中医和西医并用，不等于中西医结合！这个想法来自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临床教训。当时正在攻克肝癌治疗的关键阶段，面对比较危重的肝癌患者，我们临床从小剂量化疗加到大剂量化疗，效果还是不佳，我们就想起中医不是可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嘛，就一股脑都用上，用西医去“攻”，用中医也去“攻”，本以为可以双管齐下，疗效翻倍，却没想到患者的病情更重。后来我们发现，西医用化疗的时候中医其实要补，这样患者的生存期才会延长。从这个经验总结，西医一定要学一点中医，不是为了临床开方子，而是有了中医知识，就可以用中医的思维来应用西医方法。
可现在的问题就是西医能够认真学中医的太少了，当初我因为老伴懂中医，又一直在自学中医的缘故，多少还是有一些中医基础。但现在的西医，则基本没有这个背景。所以，临床上真正做到中西医结合很难，有了问题就请中医科医生来会诊，但中医科的医生因为并不了解整体病情，一听到“癌”，立刻就会想到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最后适得其反。几十年前，我们都在倡导西学中，现在反而大量的在“中学西”。可是，如果中医中药西医化，那就丢掉了中医的根本，也就是中医的理论。中医的理论是中华哲学思维的体现，丢掉了太可惜。
访谈人：
在西医中，一般关注的是具体的“病”，凸显治疗的精准，具有“点对点”的逻辑特色。在中医里，一般是强调范围更广一些的“证”，体现规律和共通性，侧重归纳和梳理“点与面”的归属关系。从中西医肿瘤疾病诊断和治疗的角度，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病”相结合，实现中西医疗疾理念的相得益彰，为中国肿瘤临床和基础研究视野的发展，拓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汤钊猷：
我认为这应该从中华哲理的角度来看。我在这里说一点个人的想法，或许是管中窥豹。我将传统的中华哲理概括为简单的3个词——不变、恒变、互变。世间存在着一个不被干预的自然法则，这是不变的，如生老病死，不仅人有，非生物也有，恒星也有，这是不变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断地在变，对立双方也在互变。这就是中华哲学的“道”。“道”就是“阴阳”，“道”就是“矛盾”。“阴阳”不是迷信，是关于事物变化规律非常科学的描述。
放在医学上来说，局部和整体就是阴阳，消灭与改造是阴阳，微观与宏观也还是阴阳，祛邪与扶正又是阴阳，堵塞和疏导又是阴阳……“阴阳既对立又互存”，没有“阴”何来“阳”，所以不能只看阴不看阳，即毛泽东主席所说“不能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为此，“精准与模糊”“局部与整体”是对立互存的。西医与局部、静止的哲学思维相联系，而中医则与整体、动态的哲学思维相联系，二者刚好可以互补。
例如肝癌治疗，西医根据诊疗规范选择手术或非手术治疗，如果结合中医辨证是阴虚，则可以再加上已有千百年经验的中医阴虚治疗而提高疗效；因为现代医学也已发现，激活交感神经促癌转移，而老伴的研究证明，阴虚刚好是交感神经处于激活状态。
中华哲学与中医药学的巨大价值
访谈人：
“人文”对于医学的指导是至关重要、无处不在的。您在新书《中华哲学思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一书的第一章，就详述了自己读《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的感受与思考。您认为这些经典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对中国新医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导作用。其实，一直以来，中医的文化属性和价值也一直被大众津津乐道。您这几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是集中在了哲学、文化这一领域，是什么促使您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呢？您觉得中医药除了诊疗价值之外，是否体现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或优势？
汤钊猷：
我一辈子从医，都快70年了，前面的大半个世纪，我都在研究“硬件”，也就是怎么开刀。而对于“软件”，也就是医学中的理论很少思考。但是到了七八十岁，我就觉得，软件必不可少。我的办公室的这个东西很值得大家看一下——这大概是中国第一台引进的苹果计算机，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引进的。但有了机器“硬件”，却并不能做什么，直到我用了半年时间编写程序，有了“软件”，才能储存我的病历资料，发挥作用。那个时候我就逐渐体会到，光有硬件不行，还得有软件。
下棋同理，你有车马炮，我也有车马炮，为什么你赢了、我输了？因为你的棋艺比我好，棋艺就是软件。软件、硬件都必不可少，相辅相成，硬件是基础，软件是灵魂。我80岁之后，体力下降、听力下降，很多具体的临床事务已经开始吃力，“硬件”我就渐渐不做了，转而开始思考“软件”的问题。思考能不能用中国的这些思维来指导西医学，在临床上，做到消灭与改造并举。
中华哲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精髓，而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一样久远，中华哲学是唯一从未中断的原生哲学。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直到当前的崛起，都离不开中华哲学。讲到中华哲学，一直有“中华三经”之说，即《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
所以，《黄帝内经》不仅是医学经典，更是哲学经典。我以为《黄帝内经》正是中华哲学在中医药学上的体现。我提倡“西学中”，这个“中”是一语双关的，既是中医，也是中华哲学。我以为中医理念（如整体观、阴平阳秘、辨证论治等）是中医药的灵魂，因为它反映了中华哲学。如果“废医存药”，中医便不复存在。为此，当前的“中学西”切忌中医西医化、中药西药化。
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访谈人：
您致力于中国新医学的创立，其“新”字的核心体现在“西学中”，并在书中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3个层次和角度详尽论述了中国新医学创立的宏观顶层设计与方法论。数十年医学探索的思想精华，令人叹为观止！您说的“西学中”，一定不是简单的“西+中”，而是中医药与西医药的融合与创新发展。那么，想请教您，这个基于西学中的“新”字该如何具体理解与品读，究竟应该如何做到创新融合发展？
汤钊猷：
创中国新医学，这个“新”字，就是既不完全同于西医，也不完全同于中医，而是中西医的互补与创新。我们国家的主流医学发展就两条路，一是紧跟西医，力图超越。但在这一条路上，中医肯定是要做“老二”的，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已然崛起，在医学发展上也不可能永远做西方医学的延伸。还要一条路，就是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我们之所以有条件创中国新医学，是因为近百年的“洋为中用”，已大大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更因为我们还有经过几千年实践形成并已上升为理论的中医。
这个“新”字的核心是“洋为中用+中国思维”，中国思维的内涵是“中国国情+中华哲学”。倡导新医学，不是说两者要“打仗”，一定要一方灭掉另一方，西医和中医，本就是两个可以取长补短的医学类型。我还用肝癌来举例，西医切一刀，把瘤切掉了，中医很难做到；但西医手术却解决不了的复发转移问题，中医中药却有好的疗效，所以完全可以两条腿走路。
但是新医学的路也并不是很好走的，脱胎于完全不同哲学背景和时代的医学体系，想要相融谈何容易！两条腿走路，如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要摔跤的，步伐一定得和谐协调。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异常艰巨和长期的任务，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分两步走，在西医没有学习中医前，第一步是“洋为中用”，力求超越。例如我们质疑两百年来的杀癌疗法，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杀癌疗法促残癌转移，如果加上没有直接杀癌作用的分化诱导、抗炎、抗缺氧、提高免疫等（改造疗法），便可提高疗效，从而提出“消灭与改造并举”。还可以“学习西方+孙子兵法”，如“不战而屈人之兵”隐喻预防为主和非侵入诊疗；“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隐喻早诊早治和简易诊疗；“以十攻其一也”隐喻综合治疗；“以正合，以奇胜”隐喻既重视规范更需创新取胜，等等。
第二步是广泛“西学中”后，重点研究中西医结合，但不同于简单的中西医并用，而是取长补短，提高疗效，为此要研究西医疗法的中医属性，避免重复或抵消。中西医都要熟悉对方的理论，这样才有共同语言，不能你说阴阳，我说手术，你说肺气，我说肺叶，鸡同鸭讲。还需要研究中西医结合新的诊疗标准，比如西医将肿瘤的缩小、癌细胞的消失视为治疗有效，用这个指标评价的话，中医治疗肿瘤可能就压根“没效”，但患者却可以好好地生活3年、5年甚至8年。西医认为“消灭”病原体有效，但中医认为不用消灭，只要“和平共处”就有效……所以，新医学的诊疗标准和疾病的评价指标都需要重新建立。建立用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平台，解决辨证论治动态治疗和复方的循证医学方法问题，研究用大数据等先进科学方法以取得中西医更多共同语言，而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领军人才更是重中之重，等等。
访谈人：
医学不仅涉及治病救人的实践应用，更植根于并驱动生命科学进展的研究探索。正如汤院士所言，西方医学更重视“微观”“分子”与“精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医药体系更重视“宏观”“整体”与“辨证”，由此可见，中西医学体系各有偏重，各有专长。这一观点在您的书中也得到了详尽而细致的体系化论述。您认为当下的中医药现状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在目前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中医药要如何传承和发展呢？又如何能突破现有的中西医结合困境呢？
汤钊猷：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取得长足发展。诚如张伯礼院士主编的《百年中医史》中说“中医药为我国人民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文化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给世界人民的健康带去福音。中医药魅力无穷，跨越时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人类已经得到其诸多恩泽”，可以说硕果累累，在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中，中医药的作用更明显可见。
由于我老伴是“西学中”，我对中医药也略有所知，但对我国中医药现状也有些不解之处。我以为中西医结合要相向而行，关键是“西学中”，而当前“中学西”却成为主流。偶见曾在中医医院看过病的患者，其化验和影像医学检查项目，比在西医医院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有些时候介绍患者去看中医，不料首先不是“望闻问切”，而是要患者出示化验单和CT报告。我也曾跟随“西学中”的老伴，拜访过上海名中医，如裘沛然、张耀卿、黄文东、张伯臾等，他们所开处方，药味多在10味上下，药量也多在三钱（9克）左右。而现在我经常看到有三四十味中药的大处方，药量常达30克，字里行间反映其受到西医思维的影响，如所谓对付癌症的方子，几乎包括了多数所谓“抗癌”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中药，而淡化了“辨证论治”的身影。中医的现代科学研究似偏向于中药西药化、中医西医化；而传统中医理论（如四诊八纲、经络、藏象等）的科学研究已有良好开端，而持之以恒和系统化研究似乎较少。
当前正是中医发展的最好时机，按照我个人的不成熟的想法来说，有几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坚守并发展中医理论。中医核心理念是中医的灵魂，在中医发展历史中，随意说得出的如最早的《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华佗的麻沸散与外科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宋代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张介宾《类经》，清代叶天士《温热论》，等等；而近代疾病谱已发生很大变化，慢性全身性疾病成为主流，从中华哲理“恒变”的角度，中医理论也应有传承创新。二是“中学西”有助应用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使“黑箱”变白一点，有助增进中西医交流的共同语言，但切忌中医西医化、中药西药化；如果“废医存药”，中医药将不复存在。三是研究西医疗法的中医属性。弄清各种西医疗法的中医属性，才可能使中西医结合达到“互补”，避免重复或对消。四是进一步凝练中医的核心理念，以便中医共同呵护，使中医理论通俗化，也利于“西学中”能掌握中医的精髓，而不仅仅是学会用几味中药。
中西医结合需要相向而行。首先西医需要用广义科学观看中医，如果认为“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已系统化和公式化的知识，而没有被验证、不是公式化的知识就不是科学”，在这种逻辑下，中医就不是“科学”。但是自然辩证法认为，科学是反映世界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医就是科学，因为有疗效又有理论，比如《黄帝内经》就是理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有疗效就是真理。如果中医不是科学，中西医结合就无从谈起。
中西医结合中的西医可以做什么？首先，可以学点中华哲理，这样可以有接近的哲学思维，对祖宗的东西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其次，西学中，特别是《黄帝内经》，慢慢地用现代语言表述当中的东西，这样才有共同语言。例如“肺与大肠相表里”所说的“肺与大肠”就不同于西医的“肺与大肠”。再次，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有效的东西。前已说过，用针灸的办法治急性阑尾炎，最近《自然》刊登了美国和复旦大学等合作研究，发现电针鼠“足三里”可激活迷走神经—肾上腺抗炎通路，而刺激鼠腹部“天枢”则无此效应，提示确有科学基础。
中西医由于建立在不同的哲学观的基础上，为此，中西医结合需要长期“两条腿走路”，才能逐步达到互补和协调。中西医各有所长，所以二者应该取长补短。“西医技术+中医理论”或“以中医之道（中华哲理）驭西医之术”，是否可以开创新医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创中国新医学并贡献于世界，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哲学思维是创中国新医学的钥匙，完成这个历史使命需要几代人的奋斗努力。中国医学不能长期成为西方医学的延伸，我相信第二个一百年，有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一定会出现。
作者：安宁 阚晓溪 雷明，详细内容请阅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西医大家话中医》，本文有删节
